目錄：
緒論
第一章 東邁
第二章 入華
第三章 武昌
第四章 福州
第五章 歷獄
第六章 著述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葡萄牙耶穌會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約於1630年來華，在中國傳教47年，足跡達澳門、杭州、上海、武昌、福州、北京、廣州等地，創建耶穌會武昌住院（1638-1643），後接替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負責耶穌會福州住院20餘年；康熙歷獄期間，與其他傳教士一同被軟禁於廣州，期間曾一度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副生會長，並參與到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之中；歷獄結束後，他於1672年重返福州，五年後去世，葬於福州城外十字山。

何大化在華期間，於西學東漸尤其是西方科學技術傳華方面無甚表現，在漫長的中國傳教生涯僅寫過一部中文教理書《天主聖教蒙引要覽》（1655），在以科技傳播為導向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何大化這樣的傳教士很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再加上比較而言宮廷傳教士比地方傳教士更受重視，來自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的耶穌會士比來自葡萄牙的耶穌會士更受到國內、國際學界的關注，以及學界對葡萄牙文資料使用的局限，何大化長期被學界忽視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何大化的在華經歷絕非乏善可陳。他編纂過8份耶穌會中國年信（1636，1643-1649），著作有《遠方亞洲》（兩卷，1644）和《中國分期史》，均為葡萄牙文。所以，何大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更多的是扮演“中學西傳”的角色，將大量中國的信息介紹給歐洲。遺憾的是，這些作品均未出版過，其影響也遠不及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韃靼戰紀》、《中國上古史》、《中國輿圖新志》，也不及其同胞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的《大中國志》。但何大化的作品並非全無影響，即使是他的論爭對手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Domingos Navarrete, 1618-1686）也承認，其著作中有關中國歷史的內容參考了何大化的著作。何大化憑藉他的兩部著作，奠定了來華耶穌會士史家的地位。

何大化是少數幾位完整經歷明清鼎革的西方傳教士，對在戰亂中維繫中國天主教的延續發揮了重要作業。就這一點而言，何大化在中國天主教史上理應有一席之地。 1637年，來華不久的何大化奉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5-1653）之命前往湖廣開教，後因張獻忠農民軍攻陷武昌，其所建立的湖廣傳教駐地荒廢，他本人則在艾儒略建議下來到福州傳教。此時正值滿人入關並迅速佔領北方諸省，耶穌會於是將中國傳教副省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北方的耶穌會士以湯若望為代表已開始為清廷效力；而南方則在艾儒略、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何大化、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瞿紗微（And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等人帶領下，與南明政權保持關係。何大化所掌管的福州天主教，受到了隆武朝的重視和禮遇。隆武朝持續時間僅有兩年，清軍攻占福州後，何大化開始接觸滿族地方大員，尤其與佟國器等官員關係密切，從而使福建傳教區未遭嚴重破壞，且其立場也由擁護南明抨擊滿人入侵逐漸轉變為尋求滿清政府的保護。福州天主教正因為何大化的這一靈活務實的策略，而在明清鼎革之際得以延續。

何大化親歷和見證了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社會，他所留下的寶貴文獻，不僅記載了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情況，也記錄了明末清初中國的社會狀況。作為身在中國的西方人，他的觀察角度與中國人或許不同，彷彿以第三隻眼睛來看待中國發生的一切，比如對於各傳教駐地所在地區的自然地理、人民風俗的記載，對明清戰爭的記載，對民間宗教的記載，等等，都可以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補充材料。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也可以將何大化視為早期西方傳教士漢學家之一。

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盡量發掘有限的中、西文原始史料，勾勒出何大化在華近半個世紀的經歷，嘗試考察長期在地方、民間且不以科技為手段耶穌會士的傳教方式，尤其揭示出何大化在明清鼎革之際對天主教在華延續的貢獻。本書將何大化在華經歷置於明清鼎革的歷史背景中，除了傳教史之外，亦想表明葡萄牙文檔案文獻的重要性，以及西文史料對研究中國歷史的特殊價值。